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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务社工:走一条维护公正的长路

华中大记者团 华中大记者团 2023-03-30

在作为医务社工活动的一年里,23岁的梁桥一直在摸索。和患者交流、跟医院磨合、与自己和解,她在维护公正的职业理念与不可忽视的现实困境间走平衡木。


2013年10月26日晚上七点,在武汉光谷步行街的一片空地上,一场公益演出的场子刚刚热起来。这场演出后来为一位7岁的白血病患儿筹到了超过10万元的捐款,筹备方是武汉外国语学校“手拉手”公益社团。梁桥当时读高一,是社团里一名籍籍无名的成员。演出当天,她跟着社员们一起,给街上的路人发演出宣传单。


“很简单的事,但我做得很投入。”九年后,梁桥回忆起这个可能是自己职业起点的活动,发现许多细节都已记忆模糊,但助人留下的触动依然清晰,“帮助别人会带给我满足感。”


楚天都市报对该公益演出的报道

2016年,高中毕业的梁桥,在填报本科志愿时第一次接触到“社会工作”的概念。这是一项以利他主义为指导、运用专业方法提供助人服务的职业活动。初步了解这项事业的理念后,听从心底朴素善意的声音,梁桥选择进入悉尼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就读。


“谈到那些有物质滥用问题的人,即很多人口中的‘瘾君子’‘嗜酒者 ’,我们通常会把问题简单地归因为他们自身的不足,比如对自己不负责、缺乏自控力等等。但精神健康、家庭暴力、弱势身份、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,都可能是助推物质成瘾的原因。”


物质滥用只是社会工作中可能涉及的一类问题,但在梁桥眼中,已足以折射这项事业的一些特点:既要在微观上理解陷入困境的个案对象,为他们提供帮扶;也要关注宏观的社会结构,思考如何通过改善大环境帮助弱势群体。


总体上,社工的出发点,是要专业地帮助弱势群体,维护社会公正。不过,我们理解中的公正,并非法官断案时的公正,而是要努力将更多的资源倾斜给社会中的弱势群体,使更多人获得更高的福祉。”


梁桥在澳洲实习时的工作证

在四年的学习中,系统科学的助人理念被梁桥逐渐内化,去当一线社工帮扶他人的想法也在她心中慢慢成形。2019年冬天,本科毕业的梁桥回到武汉。半年后,通过线上求职,她入职益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,接着被安排到对口医院做医务社工。


对医务社工而言,维护公正不仅要为弱势患者链接救助资源,也要在心理上给予病人关注、理解与鼓舞。传统医院普遍专注于身体疾病的治疗,医务社工的加入正改变着这种单一侧重的医疗模式,力图从身体康复、心理疏导、社会认同、信念支撑等方面为患者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关怀和照顾。如今,是否设立医院社会服务部或社会工作部等部门,已成为检验医院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。


这份灌注了善意与耐心的工作,推进起来却并非一帆风顺。


工作后梁桥发现,困难非常多。



初入职场,梁桥很快便意识到:没有既定的道路可以依循,必须自己踩出路来。


“你能做什么?”“是义工吗”“有心理咨询资格证吗?”初来乍到,梁桥遭受过一些质疑。供职的医院第一次招收全职医务社工,没人知道这个角色的定位究竟是什么。医院的工作模式形成已久,如何尽快吸纳一个新鲜事物,是个棘手的难题。


探索只能先在几个对医务社工有些许了解的科室展开。考虑到自己对医院的情况知之甚少,梁桥决定先跟着医护们一起查房。每天上午,他们穿过并不宽敞的走道,进入一间间病房。查房是医院工作人员的基本工作,也是能提供最多信息的工作。梁桥跟在医护身边,倾听、观察着病人们的情况,在本子上记录下可能需要帮助的患者。之后,她会与他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。


“对于情绪低落的患者,要为他们做心理疏导。如果患者在物质上存在困难,则要给他们链接相应的救助资源。”患者的情况不尽相同,需要的帮助也各有差别。依据个案对象的不同特点,梁桥会给他们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方案。


部分梁桥在工作中学习、参考过的书籍

梁桥想尽可能地用专业所学去改善患者们的境遇。但医务社工的工作如同赶海,再老道的海农也无法保证次次满载而归。


对一个负责过的个案,梁桥至今印象深刻。患者是个小男孩,家住湖北某市的一个县城,两年前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。他的母亲在梁桥面前崩溃大哭,讲一路走来的艰辛。漫长的治疗已经消耗了家人们大量的时间精力,也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。


然而,利用各种渠道搜寻后,梁桥发现自己没办法为他们链接到合适的资源。李嘉诚基金会捐资支持的宁养院,是为数不多能给这家人提供有效帮扶的机构,但也离他们的常住地太远了。


“怯懦,容易哭,都有点畏惧进病房了。总觉得自己不够专业,或者应该做得更多。”不自信和力不从心是梁桥那时常有的状态。为了对抗不安感,她白天工作,下班后便投入学习。心理咨询是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梁桥相对薄弱的部分,自学便从这里下手。读书、上网课,她不断填补知识框架里的缺漏,增加自己的底气。


部分梁桥自学的课程

梁桥在适应自己的角色,科室也在一点点看见社工的作用。一段日子后,开始有科室主任主动找梁桥对接患者的状况,相对系统的个案帮扶模式也逐步建立起来:接收科室医护的转介或翻看病人的资料后,梁桥会判断并确定自己的探访对象。探访后,她会评估对方的困境和需求,按需给他们提供帮扶。


除了对个案服务对象进行帮扶,读书会、病友交流会等人文关怀活动也在医院里开展起来。闲下来时,梁桥还会根据自己的工作内容写写论文,投到社工领域的期刊上,作为经验共享。


“慢慢地,大家发现医务社工还是能做挺多事的。”



2021年初冬的一个早晨,血液内科的护士长找到梁桥,把一个有自杀倾向的患者转介给她,让她帮忙做做心理疏导。


一间病房通常有三张床。梁桥进门时,那名患者静静地躺在中间的病床上——是个中年人,刚确诊血液肿瘤不久,还处在焦虑、恐惧、愤怒的时期。梁桥将两床之间的挡帘拉好,在旁边的探视座坐下,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


他们先聊了聊在医院治疗的体验。之后,对方告诉梁桥,患病和治疗都让人太痛苦了,这样的自己对家人也是很大的负担。“我告诉他,我能感觉到你很痛苦,看不到希望。很多刚确诊血液肿瘤的患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。”听了他的想法,梁桥没有指责和反驳,“病人的消极情绪需要被接纳,被正常化,需要真正地被理解。”

梁桥总结的“自杀风险评估及干预”思维导图(部分截图)

理解之外,梁桥也试着跟对方谈谈积极的可能性。他担心自己得的是绝症,她便讲病友中康复的例子;他说,自己当然也不想死,家中还有孩子,她便顺着他的思路,肯定家庭和爱对他的重要意义。但近一个小时的交流中,对面的人如同一潭静水,眼神黯淡,声音低弱,看不出情绪上的起伏。直到离开时带上病房的门,直到对方几天后出院,梁桥都没感觉自己的疏导起了多大作用。


两三周后,去病房探访时,梁桥再次见到了那名患者。他来做下一次化疗。出乎梁桥意料的是,对方告诉她,她的疏导对他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些交谈时提过的生活光点,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,他想要积极地治疗下去。


这次经历也成了梁桥心中的光点,一种助人后的获得感在她心中强烈闪烁:“我发现自己真的可以帮到别人。”





医院在摸索医务社工嵌入医疗的融合模式,梁桥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,从日常事务中捕捉价值感。


但仍有些客观存在的现实困境难以克服。


专职医务社工的人手不够。一个医院有很多科室,但只有一名专职医务社工,梁桥的许多工作都要请医护协助才能完成。


资源也可能出现短缺。并非每一个有经济困难的患者,梁桥都能为他们找到救助资源。而给服务对象制定完计划,对象离开医院时,要在其居住的社区联系到专业的社工或心理咨询师,实现帮扶上的转介,确保计划继续执行,这并不容易。


其他领域的社工在工作时也遭受过类似的困扰。武汉同志中心的社工烈烈坦言:在没有更多人手的情况下,他们会选择合并、舍弃掉一些专业性较弱的岗位,把诸如宣传之类的工作分配给在职工作人员完成。


而在儿童福利领域,困境儿童的需求多,需要的救助资源涉及物资帮扶、心理疏导、学业帮扶、就业帮扶等多个方面,社工林心难免会陷入资源不足的境况里。同时,部分儿童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困难, 但不属于政策定义中的“困境儿童”,要给他们链接资源便更为不易。


除了具体工作里存在难题,社工自身也可能陷入窘境。在梁桥的印象中,武汉一线社工的月薪通常只有三到四千;且一线社工的职业上升路径不够清晰,升职加薪的机会少,社工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经济上的压力。


同时,作为一项舶来的专业,社会工作当下在国内的认知度不高。公众常常将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、社区工作者混同。日复一日在无人问津中付出,时不时要应对无力感与情绪内耗,各种问题加之于个人的结果,是难以避免的职业倦怠,加之于行业,则是大量的人才流失。


纪录片《三百六十行》截图

职业倦怠同样出现在梁桥身上。谈及如何克服,她给出的答案是:“完全消解是很难的,但要学着和解,接纳自己并非无所不能,做好自我关怀。”其实,奔赴澳洲读书时,梁桥曾考虑过“是否移民”的问题。在澳洲,社工虽然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,但这个行业相对起步更早,发展更成熟,工作开展起来会容易些。


“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,还是想回国做些事情。而且国内也有很多一直在努力的社工,比如武汉同志中心的Barry、致力于社区营造的Lori等等。这些人也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。”


我国的社会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,行业内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。不过,如果能有更多元的社工机构、社会服务机构建立起来,它们之间或许就有资源互补、相互合作的机会。可是,哪些人愿意做这些事?他们有条件做这些事吗?机构建立以后,可以雇到专业的人吗?对社会工作的发展,梁桥同时怀着期待与隐忧。

《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》明确指出:要“发展社会工作,支持社会组织、人道救助、志愿服务、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”。这也是“社会工作”一词第六次被写入工作报告。近年来,国家在政策上对社会工作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,重视程度越来越高,这是梁桥、Barry、烈烈等人的共同感受。但建立高效完善的社会工作体制是个浩大的工程,要走的路还很长。同时,要实现这个目标,仅仅依靠国家、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,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进来。


而在这个体制相对完善之前,一线社工们的工作展开,可能依然是手握铁锹,面朝山壁。在山壁以外,有更广阔的公正,它属于社工,也属于社会。



今年三月,梁桥收到了香港理工大学咨商与辅导专业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。工作之后,感受到自身知识的欠缺,她早早便萌生了在心理咨询方面深造的想法。


入学在九月,但梁桥打算提前离职,留出时间做支教、旅游,给自己换个心情,丰富一下人生体验。读完研究生后,她想在香港待一段时间,多积累些社会服务的经验。等回到内地,她可能会离开一线社工的“战场”,去做些更有社会影响力的事。


“这都还很远,我还不能很自信地说我一定可以做到什么。”梁桥坦诚地说,“但无论未来从事什么职业,我都会秉持社工的思维和理念,带着作为社工的身份认同走下去。”


梁桥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

梁桥奔向更远的未来,但医院的工作不能就此停滞。要找到有医务社工背景的人才困难重重,机构从负责社区的社工中调了人手接替梁桥的位置。这两周,梁桥已经在带新社工接触医院的业务。医务社工的专业性较强,熟悉医学专有名词、适应工作模式与工作状态,要费不少功夫,新社工的磨合期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梁桥走后。


但无论如何,医院的社工部会继续运作下去。


(应受访者要求,梁桥、林心为化名)


文字|周冀 丁佩琪(见习) 唐巧稚

图片|由受访者提供 部分来自网络

美编|高志昊

责编|周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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